作家：邹家兴沈阳神秘顾客系统

起原：“四川大学形而上学社会科学学报”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四川大学学报（形而上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王权的组成尽头弘扬形态是商周史酌量中的一个基本问题。王权从广义上说，不错指以帝王为核心的中央政治权力，狭义上则指帝王所掌抓的政治权力，后者包含在前者之中，却又频频自成一个相对安静的权力单元。不少前辈学者对于西周王权的内涵与外延作过多方面的探究，有不少精彩阐述，大大促进了咱们对西周权力结构的意识。但这些阐述基本上都指向广义的王权，而对狭义的王权筹商得不是很充分。比年来，黄爱梅、李峰、韩巍等学者，从君臣关系、社会经济、政治轨制、军事以及系族、血统认可等方面，将西周王权酌量推动到了一个新阶段，零散是对狭义王权的升降张开了筹商。笔者则尝试从王令传递的视角，在梳理关系出土文件记录的基础上，进修西周时期周王权力的具体弘扬尽头对西周政治轨制演变的影响。本文所谓“王令传递”，是指由周王派遣臣属将其行政或军事号令传递给号令袭取者或执行者的进程。王令能否到手地传达和执行，径直关系到周王政治权力的掌控与杀青。周王对王令传递问题的关切体现了其权力自愿。西周不同期期的王令传递机制的相反，则反应了不同期期的王权形态以及周王的因应规律。值得提防的是，西周金文记录的关系案例，多数聚合在周王对王畿地区的解决以及对外军事行为中，较少触及畿外诸侯。

比年来，在左近的酌量界限出现了所谓“活的轨制史”的酌量取向，即“轨制史酌量应把抓轨制变迁与自后复杂的东谈主事权力关系，而非将轨制孤苦于政治运作与东谈主事之外”，这对于系数这个词中国古代史酌量都具有启发酷好。现实政治行为既局限于轨制之内又频频洒脱于轨制之外，并因此推动轨制的发展演变。政治行为自己具有创造规矩和冲突规矩的双重属性，从而推动政治时势变化更新，并促成了政治轨制的不断再生成。西周时期的王令传递既体现了周王权力在具体政治行为中的杀青机制，也在一定进程上反应了西周王朝的轨制变迁趋势。“历史不行能自我呈现，必须通过历史酌量重构”。咱们需要在仔细检视关系史事的基础上，进修西周王朝轨制变迁、东谈主事关系、政治行为，才略把抓西周历史变迁的大头绪。

一、清华简《摄命》与王令传递

文件记录夸耀，王令传递在西周王朝政治中成为周王抒发或诓骗其权力的病笃路线。《诗经·大雅·烝民》：“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郑玄笺云：“出王命者，王口所自言，承而施之也。纳王命者，时之所宜，复于王也。其行之也，皆奉顺其意，如王口喉舌亲所言也。以布政于畿外天下，诸侯于是莫不发应。”西周晚期的大克鼎铭文云“出纳王令”（集成02836），克钟云“尃奠王令”（集成00204），师望鼎云“虔迟早出纳王命”（集成02812），酷好皆相近。则“出纳王令”既包含“出”，也包含“纳”。天然，所谓“纳”主若是指王令执行后得到的反馈，但这一方面由于记录很邋遢，未便详论。以上数例可证，至少在西周晚期，“出纳王令”还是成为东谈主所熟知的习语，侧面反应出王令传递事务在西周王朝政治中的病笃作用。

清华简（八）收录了一篇西周文件《摄命》，记录了周王围绕“出纳朕命”的职事对撤职者伯摄作的政治警告。这对于贯通西周时期的王令传递具有病笃酷好。其触及传命职事的一段内容如下：

汝有退进于朕命，乃唯望一火逢。则或即命［十二］朕，汝毋敢有退于之。自一话一言，汝亦毋敢泆于之。言唯明，毋淫，毋弗节，其亦唯。［十三］

对于这一段话，整理者作了很好的解释，许兆昌、史宁宁以及胡宁等学者则凭证《周礼·太仆》之说提议了新倡导。

整理者以“汝有退进于朕命，乃唯望一火逢，则或即命朕”连读，释为“汝于朕命有所损益，唯望汝无联结我意，当即告于我”。许文则将“则或即命朕，汝毋敢有退于之”连读，解释为“如果臣民对朕有上书奏言，你不得屏退之”。这是要求伯摄在传达臣民上书言事时要提防确凿反应人心的内容。许文还以为“退进”与“出纳”一样，流露“双向转达、传达之义”，并将“望”和“逢”视为酷好相对的词语，以为“唯望一火逢”是但愿摄不要转达那些联结上意的臣民奏事上书之意。胡文以为简文“望”字从言，当释为“妄”，意为虚诓；逢释为值，指与“朕命”相值。细绎文意，将“唯望一火逢”贯通为非此即彼的句式较为合理，与西周卫簋（铭图05368）、

簋之“日引勿替”（铭图05315-05318），叔尊（铭图11818）之“汝日其赏勿替”等句法相类。“望”字在先秦文件中频频流露带有某种期冀豪情的看视，如《诗经·小雅·都东谈主士》“万民所望”，《左传·成公二年》“晋师归，范文子后入。武子曰：‘粗犷吾望尔也乎。’”等，其例甚多，在这里可解释为令东谈主看见、领路。整理者和许文都将“逢”释为联结，而王宁以为“逢”是“当即‘逢殃’或‘逢灾’之省语”，指遇到灾殃。子居训为“遇”，扩充为迎合，将该句释为“不顺应你的渴望”。萧旭则读为“夆”，以为是“违逆、抵啎之意”。该字简笔墨形从夆从殳，当读为“夆”，“殳”不错视为加注的义符。《说文》：“夆，啎也。”又“啎，逆也”。夆字甲骨文作

（书籍37507），金文作

、

（集成05412、02831）等，从止从丰，从足遇封畔受阻会意，有遇到顽固之意。夆字在九年卫鼎铭文（集成02831）中假借为封字，亦用其围塞之意。又《说文解字》：“殳，以杖殊东谈主也。”段玉裁注云：“杖各本作杸，依《太平御览》正。云杖者，殳用积竹而无刃。《毛传》‘殳长丈二而无刃’是也。殊，断也。以杖殊东谈主者，谓以杖隔远之。《释名》：‘殳，殊也。有所撞挃于车上，使殊离也。’殳殊同音，故谓之殳。”可见“殳”亦有隔断、拦阻之意。那么，简文中的“逢”字当贯通为阻隔、禁绝。“唯望一火逢”即是说，当王命下发，你要实时传布，使东谈主闻知而不要禁绝。“即命”一词，整理者、子居贯通为文书，许文解释为臣民上奏。“即命”见于传世文件和西周金文，与赐命铭文常见的“即位”用法同样，应当释为接撤职令或文书号令。如《左传·定公四年》“（鲁公）用即命于周”，是指鲁公伯禽撤职于周王室。金文如韩伯丰鼎云“今我既即令”（铭图02426），免簋云“丼叔侑免，即令”（集成04240），

簋云“内史即命，王若曰”（集成04266），“即令”或“即命”均指接撤职令。此外，《周书·金滕》：“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圭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于省吾云：“即命者，就而请命也。”此“即命”是向灵龟请命之意，《大诰》“即命曰”亦同。又《洛诰》“今王即命”，于省吾释为“王就而请命”。西周永盂“益公内即命于皇帝，公廼出厥命”（集成10322），蔡簋“相差姜氏令，厥有见、有即令，厥非先告蔡，母敢

有入告”（集成04340），“即令”或“即命”均指文书号令。简文“即命朕”当指文书号令于王，唯其省去介词“于”，使酷好变作“授命我”，流露讲理。因此，“则或即命朕，汝毋敢有退于之”，是说对于那些前来文书王命的东谈主，你不要私自屏退。那么，这段简文主若是讲司言之官若何充分地传达周王的权力意志并保险周王与臣下的政治换取，而不是关切臣民的政治意见。

“自一话一言，汝亦毋敢泆于之”，“泆”，整理者训为“淫放”，子居以为“泆犹溢，训为超出”。萧旭读为“迭”，以为“卓越也，即‘进’义，与‘退’对文”。许文则以为“泆”通“逸”，并据《说文·兔部》“逸，失也”，释为遗漏。简文中“泆”与“淫”并见，将“泆”释为淫溢不太稳健，故许文的评释更为通透。许文将此句与上文连贯在一皆解释：“前句是说如果臣民对朕有上书奏言，你不得屏退之。后句是说即使是一言半语，你也不得有所遗漏。”其实，这仍然是针对王命而言，所谓“一话一言”并非指臣民之言，而是指周王之号令。周王在此警戒伯摄，不要遗漏任何一句号令。

“言唯明，毋淫，毋弗节，其亦唯”，学者多无发明，致使以为“其亦唯”下有脱误，许文以为“其亦唯”与下文之“乃亦唯”是在简书转行时形成的抄写误衍。这当是出于对前文的贯通有偏差，而未莽撞正确解释。其实，这句话仍然是对前边三句话的补充阐发。“其亦唯”者，犹“其唯唯”也，与前文“淫”“弗节”相对，流露无所增益变换。“节”字简文从晶室声，整理者读为“节”，酷好与“淫”相对。子居则以为该字是“昳”字异体，读为“秩”，释为明朗。笔者以为“节”字当释为节序、节度，“弗节”流露不投诚原有的律例。这句话是警告伯摄不要妄改王命。

综上，“汝有退进于朕命，乃唯望一火逢。则或即命朕，汝毋敢有退于之。自一话一言，女亦毋敢泆于之。言唯明，毋淫，毋弗节，其亦唯”，不错翻译为：你传达我的号令，当使东谈主闻知而不要禁绝。若有来文书王命的东谈主，你不要私自屏退。我发布的号令，你一句也不要遗漏。我的号令了了剖析，你不要增溢，也不要变乱节序，投诚即可。可见，这段话是周王对伯摄“出纳朕令”行状的具体要求。

凭证上述，“出纳朕命”包含周王号令下达和臣僚上请王命两个方面，都体现的是周王的权力意志尽头在西周政治体系中的现实影响力。《摄命》的创作年代，学界一般以为是西周中晚期。这阐发至少在西周中晚期，周王还是高度爱重王令传递的运动性和准确性，并试图辞谢臣僚禁绝和扭曲其号令，体现了周王对政令渠谈的主不雅掌控。这也意味着王令传递果决成为王权抒发的一个病笃组成部分。金文记录的一些例子标明，在西周的日常政治运作中，王令传递如实成为周王杀青其权力意志的病笃路线。

二、王令传递与西周前期王权强化

西周时期的王令传递行为，在西周金文中得到了部分记录，而且具有较为昭着的期间特征。零散是这些记录主要聚合在昭王前后和厉宣时期，在一定进程上反应了西周王权的强弱变化。

周初的中央权力结构，核心是由左右二公辅政周王。《史记·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时，召王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周公卒后，毕公延续其位，故在成王临终之时，“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康王之诰》载康王即位时：“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二公为群臣之首，职掌表里大政，权力很大，在一定进程上对王权形成了截至。这在金文中也有所反应，如作册大鼎载：“公来铸武王、成王異鼎，唯四月既生霸己丑，公赏作册大白马，大扬皇天尹大保休，用作祖丁宝尊彝。”（集成02758）史兽鼎载：“尹令史兽立工于成周，十又一月癸未，史兽献工于尹，咸献工，尹赏史兽祼，赐豕鼎一、爵一，对扬皇尹丕显休。”（集成02778）唐兰指出铭文中的“尹”即是指太保召公，与作册大鼎的“皇天尹”称谓相应。太保召公莽撞径直差遣作册、史等史官并施予奖赏物，受赐者也不感谢周王而感谢太保，足见太保的泰斗。这种阵势简短在康王后期以后逐步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周公、召公等周初元勋、显赫凋零殆尽，后继者权威收缩；另一方面，新的王朝大臣组成逐步千般化。小盂鼎铭文夸耀，康王晚期活跃于政坛的有盂、荣、□伯、明伯、继伯、□伯（集成02839）等，大臣的组成不再局限于周初的功勋家眷。尽管昭王初年曾任命周令郎明保“尹三事四方”，统率朝政大权，也只是比拟一霎的过渡。

鼎铭文记录“溓公令

眔史旟”伐貊（集成02740），标明溓公亦是其时的公卿之一。此外，金文及文件所见昭王时期受重用的大臣还有

公、伯懋父、南宫、鸿叔、过伯、荣、遣等高等贵族以及诸多中层贵族，政治权力在高等贵族中逐步走向散布。在政令传布方面，昭王也加强了掌控，日常派遣史官到各地传达我方的号令。

现在所见最早关系王令传递的记录，见于令方彝铭文：

唯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令郎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令夨告于周公宫，公令

同卿事寮。唯十月初一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

令舍三事令，眔卿事寮、眔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集成06016）

这段铭文记录周王任命周公的男儿明保为王朝卿士，“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令夨告于周公宫”，唐兰翻译为“（周王）命夨令把这件事告了周公的宗庙”。事情落幕后，明公邀请夨令一同前去成周召集卿事寮诸官员和外服诸侯。抵达成周后，夨令把这个号令重新文书了一遍，“舍三事令”是文书关系“三事”的号令，“舍四方令”即是文书关系四方诸侯的号令。夨令固然在成周担任了明公的助手，但其本体是周王的传令使臣，代表着周王的意志。

在军政行为中，昭王也常派遣史官传达王令。如邢侯簋铭文：

唯三月，王令荣眔内史曰：“

邢侯服，赐臣三品：州东谈主、重东谈主、鄘东谈主。”拜稽首，鲁皇帝造厥濒福，克驱驰荆棘，帝无终命于有周。追考（孝），对不敢坠，卲朕福盟。朕臣皇帝，用典王令，作周公彝。（集成04241）

邢侯簋简短作于昭王前期，记录的是昭王对邢侯的一次赐封。“王令荣眔内史”“

邢侯服，赐臣三品”酷好是周王号令荣和内史对邢侯进行赐封，礼貌邢侯的服事，并赐予三批臣属。从铭文的记录来看，周王可能不在场，而由荣和内史承担了传达王令的变装。

在军事行为中，专东谈主传令更有助于提高效果。如中甗铭文载：

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设

在曾。史兒至，以王令曰：“余令汝史（使）小大邦，厥又舍汝刍量，至于汝

，小多

。”中省自方、邓，造□邦，在噩师次。（集成00949）

这篇铭文内容丰富，可惜唯有模本传世，个别字存在误摹阵势，无法完全释读。铭文讲昭王号令中事先前去南国进修谈路，建造军事驻地。与中甗同出之中方鼎铭文亦云“王令中先省南国贯行，设王

”（集成02751），记录的是归拢件事。“先省”之“先”为先导，“省”是省检、调查之意。“设在曾”之“”读为居，“指王在京城除外的行宫、别馆或临时驻跸之地”，即“周王之离宫”。“设”犹中方鼎“设王”，郭沫若云：“谓张设王之行屋也。”中在曾地建造行宫的时候，史兒带来了周王的新号令，让中去出使南国一带的大小邦国。中在接撤职令后，便从曾地开赴，依次巡省了方、邓等邦国，终末到达了位于噩的军事驻地。昭王专诚派遣史官传令，昭着有助于南征行为的到手开展，以及掌控军政谍报。

作册折尊铭文则记录了周王派遣作册授土之事：

唯五月，王在

，戊子，令作册折兄望土于相侯，赐金，赐臣，扬王休。唯王十又九祀，用作父乙尊，其永宝。（集成06002）

“兄”读为贶，赠予、授予之意。“令作册折兄望土于相侯”，指周王号令作册折去将望土授予相侯。这个进程既包含传达授土的号令，也包含授土的典礼。因此，周王授土的号令是由作册折传达的。由于铭文与昭王南征关系，相侯国具体位于那儿，迄今虽无定论，敬佩不超出南国的范围。昭王派遣作册去赐土，是为了谐和拉拢相侯，放弃南征的拦阻。

除了昭王时期，还有一篇穆王初年的韩伯丰鼎铭文，记录的是王朝官员撤职处理一件地盘托福的事务，也触及史官传令：

唯十月既生霸甲辰，在成周，

史至，以兹令曰：“内史曰：‘告韩伯，

伯氏宕。’”卿事司曰：“仑，神秘顾客公司今我既即令，曰：‘先王令尚付。’”韩伯丰作宝

彝。（铭图02426）

这段铭文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由

史传递内史按照周王旨意发出的号令，慎重将号令传达给成周的卿事，故称“史至”。“告韩伯，

伯氏宕”则是这一号令的内容。第二部分是成周的卿事在接到号令之后，慎重执行。“今我既即令”谓卿事还是接到史传来的号令。号令的内容是将指定的地盘托福给韩伯，即“先王令尚付”，亦即前文所说的“伯氏宕”。“伯氏宕”是说韩伯可占有地盘，“先王令尚付”则是讲按照先王的意愿应当将地盘托福给韩伯。由此可见，史慎重将内史代王发出的政令传递给身在成周的卿事。

由上述诸例可知，昭王前后慎重王令传递的东谈主主若是作册、史、内史等史官，触及任官、巡省、授土、赐封诸侯等事务。这一方面体现出周王试图加强对内务外务各个方面的掌控，另一方面则反应了史官轨制的演变。周王派遣史官径直传令给父母官员或诸侯，既强化了其对地点军政治务的把控，也削弱了王朝公卿大臣对政权运作的影响。周王对内务解决、军事行动、诸侯封赐等多方面事务的径直滋扰，则意味着王权的触角不断拓展蔓延。跟着政治时势的演进，有助于强化王权和提高政权运作效果的新轨制也在萌芽。史官是西周王朝职官系统中的一个病笃变装，主要承担文书草拟与颁布、各样礼节及卜筮等方面的事务。零散是其中的作册和内史，频频作为周王的文牍官而存在，不错说是“王之喉舌”。作册源于商代，在商末已得到商王的信用，到西周早期仍然是一个活跃的群体，随后则逐步被新兴的内史官取代。西周内史最早见于内史亳同铭文：“成王赐内史亳丰祼，弗敢唬，作祼同。”（铭图09855）成王为谥号，铜器作为于康王前期，可见内史亳丰行为于成康之际。学者甚或以为他即是《尚书·顾命》中提到的“作册度”。昭穆时期，内史很快就发展为内史官系统，并逐步会通吞并了传统的作册官，成为西周最具特点的官制之一。西周中期以后，内史主要慎重周王的赐命事务，是最具代表性的周王嫡派近臣，充分体现了周王的权力意志。昭王前后作册和内史并见，都慎重传递王令，恰是新轨制和旧轨制交叠的弘扬。

穆王进一步从轨制上强化了王权。领先是建立了方法齐备的赐命轨制。这一轨制在一定进程上起到了抓住权力的作用，一方面通过官职授予吸纳更多的贵族参与日常统治，另一方面则通过官员窥探更为全面地掌抓政治信息。内史官作为赐命行为不行或缺的变装，也逐步形成踏实的轨制。其次是确立诸多世家巨室规律在朝的行政体制，同期建立列卿共同辅政，形成了一个“委员会”式的中央官僚群。李峰以为相对于西周早期由少数家眷操纵统治的情形，这一体制反应出西周政府向着愈加敞开、相对非独裁和非个东谈主统治的方针升沉，并促成了政府权力结构的轨制化或者说踏实化。从某种酷好上讲，这在一定进程上截至了行政主座对权力的独掌，从而保险了王权的至高无上性。朱凤瀚则指出，丰富的赐命铭文反应出“王朝政治品级轨制的完善、君主专制轨制之纯熟化以及政治次第的踏实”。此外，更为完善的礼乐轨制，如列鼎、列簋等贵族用器轨制得以成立，进一步法式政治品级次第，从礼法上真贵王权的至尊。终末，昭穆时期频繁的军政行为，也为更多中小贵族提供了立功立事的机会，促使他们愈加细密地与周王麇集在一皆，从而强化了周王的政治拥护力量并对权贵世族形成制衡。

在这种政治环境下，王令传递也主要依轨制法式而行。现在所见属于西周中期的金文中，唯有永盂铭文与王令传递关系：

唯十又二岁首吉丁卯，益公内即命于皇帝。公廼出厥命，赐畀师永厥田：阴阳洛，疆眔师俗父田。厥眔公出厥命：井伯、荣伯、尹氏、师俗父、遣中。公廼命奠司徒圅父，周东谈主司工

、渊史、师氏、邑东谈主奎父、毕东谈主师同，付永厥田，厥率履厥疆宋句。（集成10322）

在这篇铭文的叙述中，益公承担了传递王令的变装。唐兰指出：“铭文记周王分地盘给永的事情，但王不在场，传达周王的命的东谈主是益公。”白于蓝则以为铭文中的“厥”均指周王，从而将“厥眔公出”断读，解释为周王与益公同出，然后周王躬行向井伯等五东谈主发布号令，益公则向奠司徒圅父等东谈主发布号令。“厥”字在西周金文中常用作指挥代词，但并不料味着在同篇铭文必须指归拢个对象，唐说较白说更为合理。凭证铭文的叙述逻辑，“益公内即命于皇帝”是说益公觐见周王，并向周王文书了号令。“公廼出厥命”是说益公在得到周王对于赐予师永荒原的号令之后，又将号令传达给具体慎重关系事务的官僚。号令的内容是将一块位于洛水南北两侧并与师俗父荒原交壤的荒原托福给师永。“厥眔公出厥命”是指井伯、荣伯、尹氏、师俗父、遣中、司徒圅父等中央官僚伴随益公一皆发布的这个号令，因为他们是主理其事的中央主座。“公廼命”一句指益公将周王的这个号令传达给奠司徒圅父、周东谈主司工

、渊史、师氏、邑东谈主奎父、毕东谈主师同等具体执行号令的父母官僚。

由于例子太少，咱们很难从其中看出西周中期王令传递行动的特征。不外，西周中期形成了周王-在朝-列卿的王朝中央官僚机制，这一机制昭着影响着王令传递的行动。永盂铭文中的益公是其时的在朝，井伯等五位大臣则是列卿。在朝由井、益等世卿巨室规律出任，列卿的建立则让更多的高等贵族得以共享政治权力。在这一套政治机制下，共、懿、孝诸王固然享国日短，莫得太多政治建树，却也在相称进程上保管了王权不坠。固然有学者以为西周中期世族政治的形成强化了权力的世及，压缩了王权的行为空间，但执行上，周王和中表层贵族之间形成了奥妙的权力均衡，这种均衡在一段时期内并莫得对王权形成恐吓。

三、王令传递与西周晚期王权重振

到了西周中晚期之际，部分活着族政治中赚钱的强宗巨室崛起，在一定进程上削弱了周王的权力和威信。井、益、荣等世族在西周中期后段恒久独揽朝政，其系族势力随之蔓延，逐步强枝弱本。许倬云、朱凤瀚、李峰等学者指出，西周贵族势力的发展，挤占了王朝的政治资源，损害了王室的力量和泰斗。不少中小系族由于职官世及，也在一定进程上收缩了对王室的政治支援。有些小家眷致使依附于大世族，从而脱离了王室的径直适度，形成了周王与部分臣属之间政治关系的“阻隔”。“王臣与其臣属君臣关系的加强，截至了周王王令的下达和执行；新出现的君臣层级，对王权产生新的分割作用；而王臣本东谈主及家眷地位的升降，则径直使周王赖以建立统治次第的本阶层的基础发机动摇”，加之懿王、孝王、夷王诸王自身或在位时期一霎，或政治智商有限，不及以充分掌控王权。夷王时期致使发生了自降身份，下堂见诸侯的事件。王权病弱到厉宣时期变得老调重弹，周王室军事力量的削弱愈加重了这小数。周厉王时期的禹鼎铭文载：“用天降大丧于下国，亦唯噩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广伐南国、东国，至于历内。王廼命西六师、殷八师曰：‘扑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肆师弥怵匌恇，弗克伐噩。肆武公廼遣禹率公戎车百乘、斯驭二百、徒千，曰：‘于匡朕肃慕，唯西六师、殷八师伐噩侯驭方，勿遗寿幼。’雩禹以武公徒驭至于噩，敦伐噩，休获厥君驭方。”（集成02833）铭文叙述王派王师“西六师、殷八师”征讨反叛入侵的噩侯，落幕却未能如意，不得不请武公派遣将领率军出战，才取获到手。这无疑败露了王室部队战斗力的病弱。多友鼎铭文（集成02835）亦记录多友受武公之命，率军抗击入侵的猃狁。周王朝对外征伐，果然要倚赖世族的私属，可见王权活着族眼前还是丧失了主动权。

靠近这一问题，周王曾试图经受规律重振泰斗，比如夷王三年，“致诸侯，烹皆哀公于鼎”。厉王则自述要“一火康日夜，经雍先王，用配皇天，簧黹朕心，坠于四方”（

簋，集成04317）。他一方面升引一些近臣如善夫来加强其权力掌控，另一方面尝试利用大世族之间的竞争关系来削弱世族的权力，比如任用荣夷公专政，任用番生“摄司公族、卿士、大史寮”（番生簋，集成04326）以统率朝政。徐中舒先生曾指出厉王运行对传统轨制进行变革，主旨在增多收入，强化王权。李峰也以为，周厉王的“专利”行动，就属于“调停王朝的衰一火而加强王室财政的一种致力于”。可是他的专政规律遭致世族巨室的遏抑，并激勉了国东谈主暴动。厉王流一火于彘，其集权行动以失败告终。宣王即位后，在一批贤臣的辅佐下，也推行了一些校正规律，在一定进程上普及了国力，重振了王权。他的作念法比厉王讲理，一方面较圆滑地谐和各大世族，达成君臣和谐共治的气象，另一方面则依赖部分可靠的至交来匡助我方掌政，加强王权。

强化对王令传递的掌控亦然厉、宣时期重振王权的规律之一。关系王令传递的事件被金文频繁记录，不仅夸耀出周王对此方面的爱重，也反应了君臣信任关系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史官仍然是王令传递的病笃承担者。属于厉王或宣王时期的善夫克盨铭文云：

唯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穆宫，王令尹氏友史趛典善夫克田东谈主。（集成04465）

“典”，陈梦家指出即格伯簋“用典格伯田”之“典”，是动词，为簿录之意。杨树达则以为：“典，常也，典常有今言细目之意。或谓典当读为奠，奠，定也，记田之地界于宝簋，故为定也。”“典”字同类用法除上述两铭，还见于邢侯簋“用典王令”（集成04241），六年琱生簋“余以邑讯有司，余典勿敢封”（集成04293）等，均为登记的酷好。慎重这件事的使臣则是史趛。凭证格伯簋、散氏盘等铭文记录，荒原登记频频需要组织官僚进行实地勘测，协同办理。那么，史趛作为周王派遣的使臣，不仅要完成登记事务，而且肩负着宣达王令的任务。宣王时期的史颂鼎铭文则载：

唯三年五月丁子，王在宗周，令史颂省苏溷友、里君、匹夫，帅堣盩于成周，休有成事。苏宾璋、马四匹、吉金，用作

彝。（集成02787）

“省”字从彳从眚从言，郭沫若疑为“

字之异，假为觌，谓眚视承问也”，陈梦家以为即“省问之省”，意为省检、巡视。“堣盩”解释多歧，未有确诂，待考。从铭文叙述看，“溷友、里君、匹夫帅堣盩于成周”是史颂担负的任务，故云“休有成事”。固然铭文未说起传令之事，但史颂肩慎重担，天然是带着王令去的。

相较于西周早中期，西周晚期的一个新阵势是善夫成为王令传递的病笃承担者。厉王时期的大簋盖铭文云：

唯十又二年三月既生霸丁亥，王在

侲宫。王乎吴师召大，赐

睽里。王令善夫豕曰睽曰：“余既赐大乃里。”睽宾豕章、帛束，睽令豕曰皇帝：“余弗敢吝。”豕以睽履大赐里，大傧宾豕介章、马两，宾睽介章、帛束。（集成04298）

这篇铭文记叙周王将原属于

睽的里邑转赐给大，并派遣善夫豕前去将王的号令转达给 睽。在得到对方敬佩的回复后，豕伴随 睽踏勘了需要转让给大的里落，并得到受里者大的送礼。

宣王时期的吴虎鼎铭文云：

唯十又八年十又三月既生霸丙戌，王在周康宫夷宫，导入右吴虎，王令善夫丰生、司工雍毅申剌（厉）王令：“付吴

旧疆，付吴虎：厥北疆涵东谈主眔疆，厥东疆官东谈主眔疆，厥南疆毕东谈主眔疆，厥西疆

姜眔疆。”厥具履封：丰生、雍毅、伯导、内司土寺

。（铭图02446）

此谨记录周宣王派遣善夫丰生、司工雍毅去重申厉王的遗令，内容是让吴把一块荒原托福给吴虎。丰生、雍毅在关系东谈主员的伴随下，勘测了荒原的界限，完成了这一事务。昭着，他们在执行事务的进程中，也需要把周王的号令传达给涉事两边以及参与执行东谈主员。

小克鼎铭文记录周王在宗周，号令善夫克到成周去传布王令：

唯王廿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善夫克舍令于成周，遹正八师之年。克作朕皇祖釐季宝宗彝。（集成02796）

“舍令”与令方彝铭文中的“舍三事令”“舍四方令”用法一致，即文书号令。“正”陈梦家以为犹师遽簋“王诞正师氏”之“正”，是巡省校阅之意，《商周青铜器铭文选》谓“正”读为整，意为整顿。其实“正”可通“政”，治也，《诗经·商颂·玄鸟》“正域彼四方”，《大戴礼记·千乘》“有君长正之者乎”，均用此意。故“遹正八师”即是去整顿八师，校阅队列。克钟铭文又记录周王派遣他去京师调查：

唯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王在周康剌宫。王乎士曶召克。王亲令克，遹泾东至于京师，赐克佃车、马乘。克不敢坠，尃奠王令。（集成00204-00205）

此铭之“遹泾东至于京师”的目确当与“遹正八师”相近，是为了去军事驻地查抄驻军的景况，有不善者则整顿之。后文“尃奠王令”与小克鼎铭之“舍令”正相对应，可知克作为周王的使臣在考订整顿部队的同期，要宣达周王的诰令。大克鼎（集成02836）记录周王赐命善夫克云“昔余既令汝出内朕令，今余唯申就乃令”，意即让善夫克连接慎重出纳王令，并予以了丰厚的奖赏，包括大都的荒原和臣妾。可见，善夫克是周宣王的宠臣，其前后两次受到周王派遣慎重部队考订之事，也就铿锵有劲了。前引善夫克盨铭文记录周王派使臣去登记克的荒原和东谈主民，反应了周王对善夫克的宠任。

上述诸例可见，西周晚期的王令传递以史官仁爱夫为主要承担者。史官仁爱夫出生都不是零散腾贵，能与世族势力保持距离，与周王搏斗频繁则使他们愈加容易受到信托。周王通过这些近臣传令，不错绕过世族滋扰，加强与中基层贵族的径直筹办。于是，他们共同承担起换取表里、出纳王令的职责，成为周王掌控政治权力的病笃助手。周王致使派遣他们出使异域，去传递王令或完成某些军政任务。

西周晚期善夫参加政治权力的核心，并产生病笃影响，是一个病笃的变化。善夫即膳夫，《周礼·天官冢宰·膳夫》记录膳夫“掌王之饮食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慎重王家的日常饮食事务，是王之近幸。李峰指出，善夫在西周晚期阐扬了病笃的政治作用，意味着周王越来越信任和依靠他的个东谈主追随或代表者。善夫在西周中期昔日很有数诸记录，到厉王时还是成为近侍之臣，参与政治行为。厉王时期的善夫有善夫豕（大簋盖，集成04298）、善夫

（大鼎，集成02807）、善夫梁其（善夫梁其钟，集成04147）等。宣王时期，善夫得到进一步幸用，有善夫克、善夫丰生（吴虎鼎，铭图02446）、善夫山（善夫山鼎，集成02825）等。幽王时期则有膳夫仲允（《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此外还有不易判定王世的善夫伯辛父（善夫伯辛父鼎，集成02561）、善夫旅伯（善夫旅伯鼎，集成02619，按旅伯与伯辛父可能是归拢东谈主）、善夫吉父（善夫吉父鼎，铭图02078）等。《诗经·大雅·云汉》所谓“膳夫左右”，也暗意了善夫与周王的非常政治关系。透过青铜器尽头铭文不错看出，善夫在西周晚期的政治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况兼一度干涉超出其权益范围的军政大事。除了上文提到的两次受王命去整顿王师的善夫克，晋侯苏钟铭文（铭图15298-15305）记录，当周宣王在一次征伐落幕之后在成周召见参与协同作战并获取军功的晋侯苏时，宣王竟是让善夫召唤晋侯入觐受赏，可见善夫果决在军政行为中充任周王的喉舌。

天然，周王也不单是依靠史官、善夫等近臣传递政令，还有前文提到的诸如仲山甫、师望等受到重用的军政官僚。可见，西周晚期诸王在既有的官僚运作体系中，一方面拉拢有助于真贵自身王权的世族官僚，增强政治支援力量；另一方面则重用善夫、史官等近幸之臣，强化自身对政权的掌控。这两个规律在一定进程上起到了重振王权的作用，可是并莫得从根柢上扭转王权走衰的时势。

结 语

西周在有限的东谈主力物力要求下建立起跳动数沉的王朝统治体系，并要维系这个体系的有用运作，跨区域、跨层级的政令传递势必成为一个病笃问题。周东谈主为此建立了一些影响潜入的轨制，包括朝觐、巡守、赴告、采诗轨制等，以保险周王或王朝中央对地点诸侯、基层匹夫匹妇的信息掌控。比如赴告轨制，徐杰令指出，王室和诸侯都设有专司赴告的官员，借助这一轨制，“王室不错随时了解和掌抓各诸侯国的政情和动向，以便凭证不恻隐况制定相应的对策，经受相应的规律”。除上述轨制除外，周王派到各方的使臣，也莽撞将天下四方的政治信息征集并反馈给周王。

相应地，周王要使我方的政令莽撞准确下达到地点，也要建立一套传令机制。西周金文的关系记录，正反应了王令传递在西周政治中还是成为一个病笃组成部分。这些案例一方面反应了周王在西周政治体系中的不行动摇的非常地位，以及周王在具体政治实践中的影响力。周王通过向传说递领导，展现其权力意志，实施其统治，涵盖了任官、授土、巡国、征役、治军等多个界限。另一方面也反应出不同期期王权的消长变化尽头交代方法。卿权与王权的博弈，刺激了王令传递机制的转换。金文贵府夸耀，王令传递的承担者，经验了由作册过渡到内史，终末到善夫和史官并用的变化。同期，西周王朝的职官建制尽头职能也经验了相应的演变。政治轨制跟着政治实践的推动而不断蜕故孳新，新轨制逐步取代旧轨制，政治文雅因此得到发展。作为王权喉舌的内史在西周中期逐步体制化、成例化，作册则逐步陨命，太史与内史的权益也出现了较为昭着的分袂。李峰曾指出，西周中期的政府经验了一个较为昭着的扩大和系统化进程，而内史机构的安静即是其中的一个病笃弘扬。建制逐步完善的史官体系成为周王的喉舌，援手周王拟诰出令，命官治政。西周晚期，厉、宣等王又赋予善夫等近侍之臣一部分政治权力，借此突破世卿对王权的牵制。善夫由此从内官升沉为王朝中央行政的病笃变装之一，为王室内廷官轨制的发张开启了新的机会。段志洪指出：“周王作为国度的最高统治者，要克服原始民主制遗凮，削弱卿权，提高王权，最佳的办法即是将家臣飞腾为国度职官。王室家臣对周王有饱胀苦守的义务，用家臣适度王朝政治即是将国度机器径直置于周王我方的掌抓之中。”内史、善夫无疑即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同期反应出轨制变迁进程中东谈主事权力关系的复杂性。总之，西周王令传递机制的变迁对于王朝核心的政治权力形态变化以及轨制发展都产生了病笃影响，成为西周政治文雅演进的一个病笃侧面。

作家单元：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隆重从略，齐备版请参考原文。

12月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二十八次缔约方大会（COP28）在阿联酋迪拜闭幕。经过两周的密集谈判沈阳神秘顾客系统，本次大会就《巴黎协定》首次全球盘点、减缓、适应、资金、损失与损害等多项议题达成“阿联酋共识”。大会还决定阿塞拜疆主办下次缔约方大会（COP29）。